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斗争和努力下,国民党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民党仍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了对付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党中央提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斗争策略是:“荫弊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指示:“凡有被国民党捕杀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党员,应转移荫弊起来,宣传抗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陆续有共产党员到三江来开展地下工作,宣传抗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抗日形势及中共地下党的宣传和影响下,激起了三江军民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热情,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活动。
(一)地下党在三江的抗日活动
按照中央制定的方针,从1941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陆续有中共党员到三江,他们大多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抗日宣传和筹建抗日武装。
1941年春,丘行(邱如仑)从桂林转移到三江,在古宜镇中心小学任教,组织秘密读书小组,团结进步教师和青年,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9月,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撤往重庆,部分党员就近荫弊。马伟(王粹新)到三江国民中学任教,传唱抗日歌曲,组织学生出墙报和开展演讲活动,宣传抗日。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形势下,抗日战争逐步转入反攻。这期间,在地下党活动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形势的推动下,三江的抗日宣传活动出现了新局面。1943年春,何大群从桂林到三江国民中学任教,带来一批宣传抗日的书籍,在师生中传阅,同时,组织学生上街进行文艺演出,宣传抗日。1943年下半年,省工委派一批党员到三江,在富禄成立桂黔边特支,开展社会调查和抗日宣传,为组建抗日武装作准备。
1944年9月,日军进逼广西,桂林疏散,党员谭安犹和进步教师官健平等从桂林到三江国民中学任教。《新华日报》桂林分馆和书店的朋友委托他们将一部分社会、自然科学和宣传抗日的书籍带到三江。他们推着辆木轮车从桂林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将书籍运到三江。很快在国中销完。在校期间,他们团结开明校长梁立言和进步教师荣寿柏、曹蔓山、曹曼天等,利用学校学生会和班会组织歌咏队,唱抗战歌曲;组织话剧团演抗日话剧和歌剧;组织出墙报、黑板报宣传抗日。逢节日,还组织师生上街唱歌、演讲、张贴抗日标语。清明节,组织师生到斗江进行宣传,给这个边远县城的小镇增添了抗战气氛,加深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不久,日军侵犯长安,县政府下令三江第一期疏散。谭安犹和官健平通过国中老师杨登岳胞兄杨登岩与县长魏任重的同学关系,请求拨给武器成立抗日自卫队,抵抗日寇,保卫家乡。当时全县各乡都成立自卫队坚守各乡,县城兵力少。魏任重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拨出武器于11月成立了县直抗日自卫大队。谭安犹、官健平和杨登岳、侯崇才率120人枪到沙宜担任警戒,直至日军撤出丹洲和龙胜才收兵。
1944年下半年,日军入侵桂林,柳州开始疏散。田季文、雷玲夫妇和骆维强、郑克非夫妇4名党员随香山慈幼小学转移到三江。之后广西师院郑仲坚和陈炯高两名党员及柳庆师范一批进步教师也撤到三江。他们一面教书,一面进行社会调查。通过调查和分析,决定与本地进步教师陈世裔等一起,在丹洲组建一支抗日游击队。不久,由于其他党员另有任务调走,游击队组建未成。田季文夫妇继续留在丹洲,向学生和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宣传不做亡国奴,把抗战进行到底。之后,夫妇俩又到八江乡八斗村办高小补习班,组织学生出墙报和演出。其中《投笔从戍》短剧和话剧《抗击日军》反映人民群众掩护游击队逃脱日军追捕,军民团结一致,全歼追捕的日军小分队。道具逼真,农村味十足,又有笛子和小提琴伴奏,加上学生齐唱《黄水谣》等抗日歌曲,在偏僻的侗乡引起轰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富禄特支的建立及活动
1941年 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2年7月9日,广西反动当局在桂林杀害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及罗文坤、张海萍三同志(史称广西“七九”事件)。继而在玉林、南宁发生了追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广西地下党组织再次遭受破坏。革命处于低潮,抗日战争仍处在最困难时期。
为保存力量,并开展抗日活动,省工委根据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除少数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继续留在城市活动外,已经暴露身份的、有被捕危险的党员立即撤离城市,到农村分散荫蔽,开展抗日活动。
1943年5月,中共党员莫矜抵达富禄,通过广西地方干部学校同学,时任富禄中心小学校长赖宝基的关系,在中心校任教导主任。莫矜日以继夜勤奋工作,以出色的成绩取得了师生和社会的好评,得到了信任。同时,又以谨慎的态度培养进步教师江明、傅岳嵩和邮电所工人杨国骥。莫矜在3个多月的勤奋工作和交往中,不但站住了脚跟,了解了富禄及周边的社会情况,还在富禄和附近的大年谋到了几个教师职。9月,省工委书记钱兴接到莫矜完成“踏脚石”的汇报后,决定由梁林牵头,带领路璠、陶保恒、莫止凡、苏健、曾少庆等党员到桂黔边开展工作。9月中旬,梁林、路璠、苏健到大年,在大年小学当教师。莫止凡、曾少庆、路伟芳3人在富禄中心校当教师,党群骨干共有9人。成立富禄特支(又称桂黔边特支,为省工委1942—1945年间在广西各地新建立的18个县级党组织之一),梁林任书记,路璠任副书记。特支下设大年、富禄两个小组,梁林、莫矜分别任组长。江明、傅岳嵩、路伟芳3人由小组分工培养。
开学了,大年和富禄小学的教学工作正常进行。同时学生以学校为基地,积极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学生上街演讲、出墙报、写标语、演话剧、教唱抗日歌曲,形成抗日救国的宣传热潮,使人们树立“赶走日本鬼,不当亡国奴”的信心。《黄河大合唱》、《毕业歌》、《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回荡在桂黔边的山谷和溶江河畔。特支还通过邮电所职工杨国骥订阅《新华日报》、《群众》、《大众哲学》等报刊,收集抗战宣传资料,在师生中传阅。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家访和社会调查,秘密派党员到峒头、田寨、梅林和贵州等地了解情况,熟悉周围环境。当获悉在贵州榕江、黎平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有一个叫杨大姐的人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时,便派人到那里联系,以共同在桂黔边进行抗日游击战。探访结果找不到这支队伍。
正当工作有了头绪,准备进一步开展活动的时候,情况有了变化:一是苏健在大年街上遇见外地熟人,此人有政治背景;二是抗日宣传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三是从富禄乡公所传出消息,上面要到富禄清查外地可疑分子。
特支通过研究认为:富禄、大年是少数民族山区,条件不错,但碍于语言不通,不易深入群众,也容易暴露自己。梁林、路璠、莫矜又都是“要犯”,名头大,既然有了坏消息,必须提高警惕。特支将情况向省工委作了汇报。当时,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抗日烽火在各地漫燃。融县组织的抗日挺秀队,急需加强党的领导,省工委决定特支转移,把活动方向转向融县、罗城、柳州等更为熟悉的内部地区,开展抗击日寇,保卫家乡的斗争。
1944年1月特支转移到融县,改称融县特支。富禄方面的工作留下曾少庆坚守。特支在富禄和大年培养的积极分子一同到融县参加抗日挺秀队。1944年11月底,莫矜又重返富禄部署工作。1945年春,又派莫止凡到富禄招收进步青年参加抗日队伍。
(三)日军入侵丹洲及所犯罪行
1944年9月,日军为了打通从中国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出动了第11军和23军8个师团,加上第五航空军和2个独立旅团,共153兵力,从湖南沿湘桂铁路南下,从粤西沿西江而上,由雷州半岛经粤桂边境北进,分三路大举进攻广西,对广西形成南北夹攻之势。10月26日,日军向桂柳地区发起总攻。
11月10日,桂林、柳州沦陷。三江宣布第一期疏散。划定平流、八江、同乐、富禄、林溪等乡为各机关疏散地区。各乡民众视战况,临时指定疏散于背敌50华里以外之地区。11月19日,长安沦陷。县政府立行署于富禄,邻近三江的黔属从江和榕江两县也宣布疏散。
日军占领融安后,在长安设立作战指挥部,派出部队对周边进行探视和掠夺、骚扰。1945年1月31日,日军派出小股部队从长安镇出发,入侵县属丹洲乡的丹洲、板江、铁炉、七星、白露5个村、屯,大肆进行骚扰。丹洲四面环水,日军入侵先以铜炮轰击,见无人抵抗(人员已大部疏散),便长驱直入。进入丹洲后,放火焚烧了顾仁茂、杨祥盛、杨源安、陈东源、刘祖谋、尹香林、尹绩昭、蒋德生和丹洲小学等房屋10余间。用刺刀刺伤前来阻拦的居民杨录月,以步枪击伤居民陈锦祥和陈老宏。掠夺乡公所枪支5支,电话机一部,抢夺乡公所粮食和居民大米8万斤,稻谷3万斤,群众衣被、茶油、木材以及家畜、家禽财物一大批。而后又强迫居民当挑夫搬交上船。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申言年老体弱挑不动,即被斥责:70岁要挑70斤,看你挑不挑。老人实在挑不动,被强令手脚着地,匍匐而行,将老人当马来骑以取乐。一位名叫傅鼎新的中年居民,讲话结巴,日军叫他挑担时,颠三倒四的应着,日军认为他故意装疯,便用绳索套住颈脖拖拉,结果被活活拖死。
在融县驻扎期间,日军还两次到丹洲强拉几十名妇女到融县日军驻所当慰安妇。
同年4月1日,美国军队在日本冲绳岛登陆。4月5日,苏联中止苏日中立条约,即将对日宣战,为应付新局面,日军决定撤出华南地区的部分兵力,加强华北和华中。日军在撤离柳州、长安前,获悉有不少豪商携带资财疏散于丹洲,便再次入侵丹洲,进行大肆掳掠。4月12日,日军从长安乘坐20多艘船沿江而上,直驶丹洲。日军入侵后,妇女遭奸淫,房屋被焚烧,大批粮食和财物被掳掠。
据《三江县志》)(国民版)和自治区档案馆藏《广西抗战损失调查表统计》记载,日军4次侵犯丹洲,两次入侵掳掠,被日军杀死、致伤和染病患病人数5000多人。丹洲乡直接经济损失436708千元(时国币),其中被烧毁房屋和店铺521间。财产、财物、家畜、家禽等损失折款324708千元。因日军入侵丹洲,县内机关被迫迁移,人员疏散,增加交输船具和搭建浮桥。为阻止日军过境,又毁坏一部分桥梁和公路,造成全县间接经济损失533724元。日军入侵三江范围虽然仅丹洲乡部分村屯,与沦陷区相比,三江属受损失较轻的县份,但日军所犯下的罪行同样罄竹难书。
(四)三江军民的抗日活动
抗日战争开始后,三江虽属边远山区县份,但随着日军对内地的不断蚕食,暴行益猖,广西和全国的抗日斗争蜂起云涌,三江军民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宣传和抗日斗争活动。
1、成立相应机关,组织群众疏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广西率先进行全民抗战动员,三江成立抗战动员委员会。当年动员出征抗日壮丁1852名。8年抗战中,三江出征抗日壮丁7402名,上交军粮4703斤。为适应抗战需要,迅速传达命令和消息,抽调有军事才识人员组递步哨团。以县警察队为总哨,乡设分哨,署通讯班,每村抽壮丁一名到乡哨股役。
1939年2月,为防日军轰炸,加强防空,按编制序列,三江设立第17防空队,收集防空信息,宣传防空知识,做好防空准备和应急处置。日机几次飞越三江上空,防空队都及时从前方和上面获得讯息,通知县城居民作好防空避难与财产保护。当一架美机与日机作战后,因返航油尽在三江上塘沙洲迫降时,防空队组织人员将飞机拆御,连同飞行员,船运柳州。
1944年,桂林、柳州沦陷,日军侵至龙胜、融安时,三江成立民众抗战指挥部,组建县、乡抗日自卫队。同时,成立疏散工作委员会,视战事发展,有计划的组织群众疏散。1944年10月14日组织第一次疏散;11月17日,日军侵至龙胜县属江底,长安告急。三江组织第二次大疏散。11月19日,长安沦陷,邻近长安的丹洲乡进行第三次疏散。
1945年元月至4月,日军两次入侵丹洲期间,县城和各乡镇都制定了紧急疏散方案。县政府在西境至富禄设立事办处,以防县城沦陷之后,继续组织民众守土抗敌。在疏散期间,县政府还成立救济委员会,安顿和救助疏散难民。
2、安顿内迁机关,为疏散人员解决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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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柳州沦陷后,三江成为主要疏散地的县份。经三江绕道去重庆、昆明、贵阳的军政要员、部队和机关很多。其中过境的军政要员等百余人,在三江疏散暂居的有25人。过境的国民党军队有第20、27、31、41、46、79和93军。疏散在三江的单位有48个。安置驻古宜的单位有:军令部通讯总所145分台,广西绥靖公署通讯兵团,广西无线电台483台,航空第10分站台,114陆军医院,以及银行、金库、食库和学校共23个单位。驻富禄的有:财政税警3团,陆军第91、115医院,广西省立医院,军令部通讯总所83分台,驻桂林粮秣处第10、21、23仓库;广西盐务管理局柳州分局和广西大学,桂林师院、桂林监狱等16个单位。其余9个机关单位安置疏散在林溪、老堡和良口。众多单位和外地疏散人员的到来,食宿均成当务之急。在县赈灾委员会的组织下,在全县发动募捐,举行桂剧义演。募获捐款93000元,义演演获款252750元,对湘、桂各地迁徒本县的700多受难受饥同胞每人救助400元。
3、组建抗日武装,守土御敌
1943年9月至12月,省工委会派一批党员到黔桂边建立富禄特支,着手组建抗日游击队,后因形势变化,转移至融县组建抗日挺秀队。
1944年下半年,田秀文、雷玲夫妇与另外3名党员计划在丹洲组建一支抗日游击武装,后因其他党员另有任务调走,游击武装未建成,只是利用教师职业为掩护,加强抗日宣传活动。
1944年9月,黄沙河失守,桂林、柳州告急,湘西战局也吃紧,为防日军长驱直入,县政府和县抗战动员委员会发动数千民工将接近湘西之大小道理及通龙胜之桂穗公路、和平至板榄道路彻底破坏,以备堵截敌人。凡河内船只亦加以管制,除军运之外,不许外驶。又为了利群众疏散和部队行动,于古宜、光辉、老堡、丹洲等处架设浮桥。虽工程浩大,政府与人民一致努力,短期内即完工,至日寇投降,才恢复原状。
10月,桂林、柳州沦陷,三江成立民众抗战指挥部,又以乡为单位成立自卫大队,村成立自卫中队。11月,县城成立了县直抗日自卫大队。当时全县共成立32个自卫大队,287个自卫中队,编成8个自卫联队。国民党16集团军亦在三江招募600多兵员,成立“威南支队”,分为5个大队,16个中队,分别驻扎头坪、和里、泗里、老堡,支队司令部设在和里“三王宫”。
同期,县政府根据省府的旨意,招抚贵州省黎平县地方武装杨标部100余人枪到富禄点编。就近扩编至500多人。长安沦陷后,这支民众抗日联队和“威南支队”到融属遥送、珠玉一带活动驻扎。前进到浮石交战。初获小胜,后日军反扑,撤退回板江防守。驻三江的国民党部队,也曾出发到珠玉一带与日军作战,击毙日军20余人。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9月8日,三江各界人士在县城古宜举行庆祝大会。之后,县政府在县公共体育场北端建立抗日烈士纪念亭,纪念三江出征抗日中牺牲的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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